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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需从固定资产投资模式转向拉动总需求，以应对投资效率下降、债务风险高企和外部环境恶化等问题。文章分析了资本与劳动回报率双降的深层矛盾，指出通过制度变革提升消费潜力和完善社会保障是关键，提出减税、农村土地改革及市场化改革等路径。

　　从政治局会议到经济工作会议，再到两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除了扩大内需之外，排在第二位的任务就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建立现代化的产业体系。从财政预算和各种债券的用途来看，主要还是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来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建立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如果说我们这种主要依靠固定资产投资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前20年加入WTO之后，我们通过庞大的产能输出，还能够实现产销平衡的话，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采取的一系列颠覆世界贸易秩序的措施，预示着继续通过出口来消化产能之路将越走越窄。如果不把固定资产投资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尽快转移到提高内需上来，我们很难重启经济，恐将陷入长期通缩。

　　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以固定资产投资为核心的“投资-出口”驱动模式。加入WTO后，通过大规模基建、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产能扩张，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GDP年均增速长期保持在10%左右。然而，随着全球经济格局变化和国内要素禀赋的转变，这一模式的边际效益已显著递减，甚至成为经济结构性失衡的根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51.44万亿元，在GDP中占38.1%，增速仅为3.2%，较2010年高峰期的25%大幅下滑。与此同时，单位GDP增量所需的资本投入（ICOR）从2010年的3.5上升至2023年的6.8，表明投资效率持续恶化。

　　持续的大规模投资所形成的地方债务问题尤为突出：截至2024年底，地方显性债务余额达47.54万亿元，若计入城投平台隐性债务，总规模或突破100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7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警告，中国非金融部门债务/GDP比率已超过300%，远超新兴市场平均水平。

　　尽管中国人均GDP突破1.2万美元，但消费占GDP比重长期徘徊在38%左右，显著低于美国的68%和全球平均水平的55%。以汽车市场为例，中国千人汽车保有量仅220辆，不足美国的四分之一，但产能过剩问题却日益严重——2023年汽车行业产能利用率仅为55%，大量车企陷入价格战。

　　特朗普政府重返白宫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进一步收紧。2024年5月，美国宣布对18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覆盖电动汽车、电池、光伏等领域。欧盟紧随其后，启动对中国电动车反补贴调查。今年，又宣布对我们加征两个10%的额外关税。传统“投资-出口”循环的断裂，倒逼中国必须转向内需驱动。

　　中国经济当前的核心矛盾并非简单的周期性问题，而是资本与劳动回报率同步下降导致的“需求塌陷”。这一现象与传统经济学理论相悖——在要素价格（资本、劳动力）显著低于发达国家的情况下，为何无法通过投资或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基建投资回报堪忧：据财政部测算，2023年中国基建项目平均内部收益率（IRR）已降至3.2%，低于4%的融资成本。

　　制造业产能过剩：以钢铁行业为例，2023年产能利用率仅为72%，全行业利润率跌至1.5%，远低于2010年的8%。

　　长期利率低迷反映悲观预期：今年以来，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长期徘徊在1.6%-1.8%左右，不到名义GDP增速的4成，显示市场对实体经济回报信心严重不足。

　　工资水平差距悬殊：2023年中国制造业工人小时工资为9.2美元，仅为德国的18%、美国的22%。

　　劳动报酬占比偏低：经国际可比口径调整后，2024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约42%，较美国（53%）、德国（55%）低10-13个百分点。

　　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表（Penn World Table）数据，2008-2023年中国TFP年均增速仅为1.2%，其中2023年仅为0.8%，较2000-2007年的4.5%大幅下滑。技术追赶效应减弱、制度性摩擦增加是主因。例如，科研经费投入强度（R&D/GDP）虽达2.6%，但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30%，远低于美国的60%。

　　1978年以来我国TFP主要有3个明显的上升阶段，即1981-1985、1991-1994、2002-2007年，分别对应改革开放、南方谈话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WTO。中国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制度变革所释放出的经济活力才是推动全员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动力。

　　近年来，中国通过“新质生产力”战略推动产业升级，在电动汽车、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显著突破。然而，技术创新本身无法解决总需求不足的结构性矛盾，甚至可能加剧收入分配失衡。

　　就业替代风险：麦肯锡预测，到2030年，中国约16%的劳动力（1.2亿人）可能因自动化技术失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中低技能岗位。

　　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以互联网行业为例，2023年腾讯、阿里员工平均年薪超80万元，而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均工资仅6.5万元，差距达12倍以上。

　　市场准入壁垒：民营企业在能源、金融、电信等关键领域仍面临“玻璃门”“旋转门”。2024年民营投资增速为下降0.1%，较国有企业低5.8个百分点。

　　知识产权保护不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在“法治环境”和“知识产权商业化”分项排名第35位，显著低于综合排名（第12位）。

　　破解中国经济困局的关键，在于从供给侧主导的“投资-产能”模式，转向需求侧驱动的“收入-消费”循环。这需要系统性政策重构，涵盖收入分配改革、社会保障完善、市场化改革三大维度。

　　减税降费：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从5000元/月提高至10000元/月，覆盖90%的工薪阶层，预计释放消费潜力1.2万亿元。

　　工资增长机制：立法保障劳动者工资增速不低于GDP增速，2023-2030年目标年均增长6%。

　　农村土地改革：赋予农民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转让权，激活百万亿级“沉睡资产”。

　　全民医保升级：将医保报销比例从60%提高至80%，减少居民医疗支出负担。

　　养老金并轨：消除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养老金差距（目前相差3倍以上），每年释放消费资金约5000亿元。

　　国企改革：推动竞争性领域国企混改，2025年前引入民营资本持股比例不低于30%。

　　金融开放：允许外资控股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引入国际长期资本支持科技创新。

　　中国经济的根本矛盾，是“强供给-弱需求”的结构性失衡。固定资产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唯有通过深层次改革重塑收入分配格局、释放消费潜力，才能实现可持续复苏。这需要决策层超越短期刺激思维，直面土地、户籍、国企、金融等领域的制度性障碍。历史经验表明，任何国家的经济转型都伴随阵痛，但唯有主动求变，方能避免陷入长期停滞的泥潭。